宗教信仰、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的窗口

雍和宫在其2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反映出它具有宗教与政治的两种作用。自乾隆九年雍和宫改为寺院时起,雍和宫实质成为联系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权的纽带和桥梁。由于除西藏之外的活佛转世时的“金瓶掣签”仪式均在雍和宫举行,雍和宫实质又成为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中枢。新中国成立后,雍和宫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配合中央政府做好西藏各项工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历史上雍和宫兼具宗教与政治双重作用的成功经验,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宗教政策落实时,首都的宗教场所对外开放首选为雍和宫。1979年北京市政府办公会决定:雍和宫作为宗教场所对外开放。经过两年的修缮与筹备,1981年2月5日雍和宫正式对外开放。

首先,雍和宫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具有传播宗教文化,净化人们心灵,美化环境和对外进行友好交流等综合性社会功能,是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窗口。

开放以来,雍和宫僧众按照藏传佛教仪轨晨钟暮鼓,诵经唪佛,恢复了每年全部法会活动。为满足法事活动人手的需要,20多年中雍和宫共招收学僧十多批,他们先进入佛学院学习三年佛教课程后,分配到各殿值守,接待四方信众。雍和宫恢复宗教活动的同时,遵照第十世班掸大师的生前教诲,把爱国爱教,施乐行善,作为佛教真谛发扬光大,把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广积功德,慈悲救世的人间佛教精神,贯彻在日常的行动中。因此,20多年中,僧众们积极支援抗洪救灾,个人捐款捐物达到数十万元。寺院支援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捐办了数所希望学校。

其次,雍和宫是一座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具有宣传教育、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管理服务等多项功能。宗教是族文化的核心,它将族的历史、建筑、民族、艺术等融为一体,而且博大精深。开放以来,雍和宫利用馆藏文物先后举办了“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藏传佛教与雍和宫”、“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清代西藏贡品礼品展”、“清帝御用珍品展”等展览。这些展览通过佛像、唐卡、法物、法器等展示出藏传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风格。目前长期展示的“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展览,是为纪念雍和宫改作寺院250周年而举办的。整个展览分为5个单元,着重介绍了藏传佛教各派系创立的历史及其宗教领袖,展示了藏传佛教的主要特色,并在显赫位置突出了雍和宫珍藏的掣签金瓶。通过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与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说明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展,则展示了从弘历(乾隆皇帝)诞生于雍和宫东书院开始,从小就受到藏传佛教熏陶。少年时与三世章嘉活佛一起就读。即位后,学习密法并接受灌顶,并在章嘉活佛策划下,拨国库巨资将雍和宫改为庙。同时组织大量人力翻译藏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晚年乾隆亲撰《说》一文,刻于碑上,立于雍和宫中,表现了他对藏传佛教独特的见解和务实的管理政策及把宗教引导到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的意图。

雍和宫是北京著名十大旅游景点之一,目前北京及国外的多数旅行社已把雍和宫列为“必观景点”。正式对外开放20多年来,从1981年全年观众仅40万人次左右,增到2002年的180万人次,增长约4.5倍。境外游客总数从1981年只占全年游客总量的5%左右,增至2002年超过国内游客总数,达到占全年总人数的60%。

雍和宫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直作为国际交流和国际宗教交流的窗口。20世纪50年代以来,雍和宫配合国家的外交工作,接待了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首脑、军界人士和宗教界友人等。1981年正式开放以后,外国游客更是与日俱增,2001年外国游客达到百万人次,突破了接待外国游客人次的历史记录。

1949年到1981年对外正式开放前,雍和宫接待的国际友人主要是亚、非、拉各国的代表团、政府代表团和驻华使馆官员。1981年开放以后,据不完全统计,接待了66个国家的贵宾,他们中亚洲有21个国家,欧洲有22个国家,南北美洲有11个国家,非洲有10个国家,大洋洲有2个国家。另外还有一些国际组织,联合国及其部分机构,欧洲共同体,国际奥委会等。

20多年中所接待的国家元首主要有: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伊郎总统阿里·哈梅内伊、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塞浦路斯总统乔治·瓦西利乌、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匈牙利总统根茨、智利副总统艾尔文、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布什、韩国前总统全斗焕等。

所接待的政府首脑、议会议长、各部部长以及联合国官员、各驻华大使、各通讯社驻京记者等达近千人。

这样众多的贵宾参观雍和宫,在全国各宗教活动场所是首屈一指的。同时,通过雍和宫这个开放窗口,客人们看到的是我国真实的宗教信仰状况和人权状况。

雍和宫改寺院的250年后,1995年被北京市文物局第一批正式登记注册为“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此专业博物馆,雍和宫从此又多了“保存和传播人类进步文明”的职能与作用。

博物馆注册后,除保持各殿堂原有陈列形式外,着重举办了两个长期展览,即: “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和“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展于宫内班禅楼。1984年将其一层开辟为专题展室,面积约330平方米,专题展名为“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展品有佛像、法物、法器、服装、宗教用乐器及民族生活用品等,约490余件。1994年经过对“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再创作和修改,成为“藏传佛教与雍和宫”。1996年此展在北京市举办的“我喜爱的博物馆”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二等奖。

“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展于宫内戒台楼,是在“清帝御用珍品展”的基础上,重新装饰布展而成。1998年,用馆藏与乾隆皇帝有关的文物,展示乾隆皇帝在位60年,把“兴黄教”作为“安众蒙古”、“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事。同时,把其先父雍正帝行宫改成皇家庙,以利于培养“尊国政、谙例律、知举止”、在京听命朝廷、赴藏妥善办事的教人才。展览以图片、唐卡、佛像、法物法器、泥塑、朝服、火枪宝剑、金丝马鞍和掣定活佛转世灵童的金奔巴瓶等组成,共陈列展品45件(套)。

2000年仲夏,正值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举国迎接第27届奥运会的大喜日子,阳光灿烂的澳国昆士兰州首府、美丽的旅游城市布里斯班也迎来了中国佛教文化展览的隆重开幕。

澳大利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文化上的宽容性,使得东西方文化在这块广垠的土地上发展延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昆州国立博物馆举办了澳洲历史上首次中国佛教文化展览。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展览中进行了展陈。雍和宫作为内地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和唯一以“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贯名的藏传佛教文化博物单位,以“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为陈列专题,应邀参加展览,并用其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特色及艺术魅力,赢得了澳洲观众的赞赏。

8月9日阳光明媚,下午2:00中国佛教艺术展在中国传统的南派舞狮和鞭炮声中隆重开幕。由于举行佛教展在澳洲是首次,因此,展览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昆士兰州总督彼得·阿龙生伉俪为展览舞狮“点晴”,澳大利亚文化部长麦特•弗利先生、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文化参赞孙耕新女士等为展览揭幕。原定一个月的展出,应观众、博物馆的要求延长至两个月。展览始终吸引着华人、华侨及当地各界、各裔人士。布里斯班许多学校、幼儿园还把展览作为了解中国以及了解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课堂,专门组织学生前来观看。有位老华裔看过展览后非常激动,找到雍和宫的工作人员讲:我非常想念祖国,非常想念北京。这个展览太让人激动了,办得太好了。很为我们当地华人争光。两个月间,老人三次观展。并介绍不少澳洲朋友前往看展。

展览同样引起了澳大利亚新闻媒体的注意,当地几家电台、电视台,中、英文报纸都有多版面的报道,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介。当地最大的中文报纸《自立周报》发表署名文章,称赞展览“对促进中国和澳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提倡多元文化,鼓励少数族裔团体参与主流社会,都会有很大贡献。”

雍和宫的馆藏文物主要分为各种质地的佛像、唐卡字画、法物法器、棉丝织品服装、明清瓷器、木器家俱、民族生活用品、珠宝宝器等几大类,藏品总数达数万套(件)。

由于清时雍和宫有朝廷家庙性质,雍和宫藏品主要源于清宫廷赐予、蒙藏地区进京进贡以及清官造办处铸造的佛像、法器等。

对外开放的20年中,雍和宫对其所藏文物进行了较好的保护和管理。先后对明代青铜器“须弥山”,清代乾隆皇帝生母所绣唐卡“绿度母”,清乾隆皇帝的“洗三盆”以及活佛转世掣签所用的金奔巴瓶进行复制,换下线周年时,与中国藏学中心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同时出版了学术论文集。2000年,雍和宫与当代中国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藏传佛教著名古寺——雍和宫(一)》VCD光盘,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民族团结》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的盛赞。

之后,又合作出版了该光盘的续集。2001年雍和宫与北京华信中元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三维图像处理技术、多媒体技术、Intemet技术、虚拟现实等技术将雍和宫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在世人面前。VCD光盘的完成,标志着雍和宫经过古代、近代、现代进入了光盘时代,而随着“数字雍和宫”工程的完成,标志着这座古老的祖国文化遗产进入数字时代。

老挝习俗知多少宗教信仰篇

小乘佛教传入老挝以前,老挝人多信神教和婆罗门教,小乘佛教初入老挝时的影响并不大。14世纪中叶,法昂统一老挝,建立澜沧王国,并迎娶吴哥公主为王后。随着国王迎娶吴哥公主,大批吴哥僧侣来到老挝传播小乘佛教,并深深影响着国王法昂。后来,法昂定佛教为老挝国教。16世纪初,后继的老挝国王将《三藏》从梵文译成老挝文。在老挝王室的支持下,小乘佛教在老挝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当时的东南亚佛教中心之一。17世纪,老挝国王还特别设立僧官制度。自18世纪后,老挝连连遭到外来侵略,国运衰落,佛教影响也明显被削弱。20世纪60年代,老挝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时期,老挝建立起全国佛教协会,团结全国的僧侣和佛教徒参加救国斗争并保卫佛教。1976年,解放后的老挝成立起唯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老挝佛教联合会。

现在,全老挝有2000多座寺庙得到修缮和保护。老挝的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而且还担负着传承文化、提供教育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老挝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很多民众主要通过寺庙获得知识。老挝的寺庙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万象和琅勃拉邦。在古近代,琅勃拉邦是老挝国王和僧王所在地,是老挝的古老王都和佛教中心。琅勃拉邦的寺庙古老、精致,其中最著名的香通寺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已经成为琅勃拉邦的标志和象征。首都万象的塔銮寺气势宏伟,金碧辉煌,是老挝的国家象征。

在老挝的许多地方,布施是一道独特的佛教风景。每天拂晓,僧人们会离开寺院,身披橙色袈裟,结队到街道上或村庄里化斋。虔诚的佛教徒跪在道路的一边,双掌合十,接受僧侣诵经祝福。诵经完毕,僧侣们排着队伍依次从人们的面前赤脚行过,人们把米饭、饼干、水果、鸡肉等食物放进僧人们的竹编小篮中。这些食品,就是僧人们一天的口粮。布施完了,僧人们回到寺庙进餐。老挝僧侣恪守“过午不食”的修行规矩,从中午到夜晚,这些僧侣就不再进食任何食品,而对于当天不能吃完的食物,寺庙会把它们施舍给其他需要帮助的民众,如贫困的小孩。老挝人虔诚地相信,这种施舍对于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至关重要。

老挝的每个村庄都建有属于自己的寺庙。村寨再穷,也一定会有一个简单的庙宇来寄托人们虔诚的信仰。

僧侣不仅是修行者,在以前的农村,僧侣还主要通过经书来教育年轻人读书和识字,通过承担这样的社会功能,小乘佛教为提升国民素质,传承历史文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进入19世纪后,老挝战争不断,一些寺庙也遭到破坏。伴随法国的殖民侵略,很多西方教传教士也随之而来。尽管如此,佛教在老挝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再次复兴,成为当今老挝民众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老挝的佛教僧侣都接受最高教首的领导,全国目前有大约2万僧人。

小乘佛教有着严格的纪律和教规,违反者将被驱逐出教。小乘佛教基于这样的认识:“欲望和嫉妒是害人之源。”要避免苦恼,就需要控制自己的本性,放弃贪爱欲望,僧侣和信众必须依据佛教教义来修行人生,通过修行,人们就可以在智慧的道路上前进,从迷界的此岸到达悟界的彼岸,从而进入人类的涅磐境界。

在老挝,除佛教外,还有人信奉基督教、教等。老挝的基督教徒不太多,主要集中在万象的老族和北方的苗族中。这些基督徒都是在20世纪中期由法国传教士发展起来,现在的万象还有基督教堂和修女教会。教徒也不多,几乎都集中在万象,信徒主要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老挝最大的寺在万象喷泉广场旁。

正确维护民族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党建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当前,青海民族关系从总体看是好的,但在社会转型期下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矛盾,需引起重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民族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是我省民族关系的大局,它是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坚实政治基础。但再优良的社会环境,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民族关系问题是指民族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当前我省同一民族间以及同一民族内部在交往中出现的一些矛盾纠纷现状及原因大致分为这样几类:

在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的交织下,不同民族成员间甚至在同一民族内部成员间因具体利益引发的影响民族关系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包括草山、林权、水事、虫草资源、矿产资源等归属引发的经济利益纠纷;因少数民族迁居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在城市建设、改造中对少数民族的居住地或宗教场所不能妥善安置以及采光权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等。在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的大环境下,内地汉族地区人员大量涌入我省民族地区,省内回族、撒拉族等民族群众也大量进入藏区寻求发展,传统的民族居住分布格局被打破,民族间接触和交往机率大幅增加,同时民族差异和多元文化进一步凸显、交融与碰撞。近年来,省内东部地区的许多群众(特别是擅长经商的成员)进入藏区特别是青南牧区,在与当地牧民群众的畜产品交易中,因交易价格问题或隐形的市场垄断行为,时常产生一些矛盾纠纷,有些则是个体民事、治安纠纷,其中也有个别是极少数别有用心之徒借机挑拨煽动,将个人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宗教问题,造成当地民族关系紧张。

首先,诸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偏见是狭隘民族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最容易导致民族之间误解与分歧。其次,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仍然在部分社会成员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一些汉族群众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自身的某种优越感和先进性,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不能正确认识或缺乏应有的尊重,歪曲、丑化少数民族习俗和信仰的言谈行为时有发生。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个案,近几年省内东部地区回族、撒拉族群众到藏区寻求发展,出于宗教生活的需要,提出修建寺或礼拜点,遭到当地群众坚决反对的事件时有发生,如2007年果洛甘德6·22事件。它所表现出的极端自我、狭隘、排他的民族本位观是民族关系的最大思想障碍。

我省五个世居少数民族基本为全民信仰宗教,因宗教因素引发的影响族际关系的矛盾纠纷也较为常见。首先,少数地区仍存在宗教干预行政、教育、司法以及宗教内部不团结的现象。少数地区宗教封建部落意识有所抬头,少数宗教顽固势力同封建部落残余势力相互勾结,干扰教育、婚姻、选举、基层政权和司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藏传佛教寺院之间、活佛之间,争夺信教群众、争夺佛位、争夺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宗教自我扩张、自我保护意识非常明显,藏传佛教还出现向内地无序传播的现象。教内部,阿訇讲“瓦尔兹”如不兼顾各派信众利益,夹杂个人观念,以及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信教群众的宗教情感,以维护教派利益为名为自己办事,极易引起教派矛盾。个别地区被废除的门宦制度不同程度得到恢复,一些未纳入管理的拱北自行恢复活动。朝觐人数居高不下,引导群众理性朝觐工作任务艰巨。基督教无序发展,私设聚会点现象突出。其次,宗教在藏区的传统影响仍不可忽视。虽然藏区社会正处于传统宗教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但因宗教氛围浓厚,现代科学意识、法律意识淡薄,市场意识差和自我发展能力弱的情况在短时期内不会有明显改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素质及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少数民族群众中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积极性不断提高。不断城镇化的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看病、就业、上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权益保障问题显得日益突出。近年来国家在青海民族地区安排实施了交通、能源、水利等许多大型建设项目,在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因涉及到部分群众切身利益(包括被迫搬迁、生态环境被破坏、自然资源被占用等),加之项目实施在税收、利润等方面对地方的利益,在吸纳当地少数民族劳动力等方面照顾不够,当地群众甚至因搬迁、因自然资源紧缺而致贫、返贫,从而导致这些项目(企业)同地方以及群众间的摩擦和矛盾日益增多,也极易导致部分群众脱贫难、增收难、部分群体心理失衡等连锁反应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一旦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则会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渊源。

青海藏区是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渗透分裂破坏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近几年来,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极力勾结西方势力,不仅利用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极力散布和鼓吹分裂言论,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而且还通过拉拢和侵蚀宗教人士,非法认定转世活佛,吸引、策反宗教人士出逃;利用藏区广大群众普遍信仰宗教的便利条件,通过互联网络、卫星广播电视、手机等途经传播、灌输“”思想,加紧对藏区的渗透活动,严重破坏了藏区的社会稳定,危害了民族关系,是新时期阶级斗争在民族关系方面的反映。

现阶段青海民族关系问题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交织,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交织,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交织。而民族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是产生一切不满和摩擦的根源。解决的根本途径就是以贯彻国务院《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扶持力度,给予民族地区更大优惠和政策倾斜。在继续加大扶持藏区经济发展力度的同时,应更加注意解决藏区内部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的问题,把促进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还应进一步加大改善藏区民生的力度,采取强有力措施切实解决好藏区扶贫、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让藏区群众真正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不断改善民生,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民族平等是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民族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更谈不上民族合作与交流。应坚持民族无论大小、先进与落后均一律平等的政策,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最基本的民族政策。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文化权利、生活权益及信仰习俗只有在得到充分尊重与保障的前提下,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才会不断形成。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处理宗教问题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宗教这种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社会文化体系,不但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失,反而以更迅猛的速度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在科学未能做出合理和令人信服的说明的领域,有神论还继续存在并拥有相当数量的信众。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借鉴历代王朝在宗教信仰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持之以恒地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让各族人民和各宗教信众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民族和宗教的尊重,欣然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心智。

应根据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尽快修订完善《青海省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着力解决少数民族在就业、看病、社保、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包括生态移民、水库移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生活和居住的各项权益保障问题,以及城镇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还应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制度,把更多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一些土生土长在民族地区的青年人,虽没有机会步入大学的殿堂,但他们具有在民族地区生活的经验,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头脑敏锐,观察力强。政府应培训这些人成为民族地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服务。

当前青海迎来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大好机遇,更应适时引导宗教界顺应时代的要求,发扬那些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道德标准。引导宗教职业者以身作则,将爱国爱教结合起来,在国家利益和宗教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国家利益为重;在理解宗教教义时,应从实际出发,重视现世生活,将宗教生活与国家命运并重;在日常宗教生活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通过宗教神职人员的积极引导,使普通信教群众把本民族本宗教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为族际和谐与社会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